原文刊于《日本近现代史卷七:佔领与改革》(香港:中和出版社,2016),标题为编辑所拟。

 

重新审视佔领与改革的时代

虽已是六十年前的陈年往事,但应该如何评价二战之后即日本佔领与改革的时期,在今天仍极具现实性。因为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例如修改宪法问题、从年功序列和长期雇佣制的日本式经营向由正社员与无正式劳动合同的计时工[1]构成的二元化劳动制度的转变、在政治上从一党独大体制向联合政权体制转变,等等──其前提都是在佔领与改革时期建立起来的,也是我们思考今后转变的方向时不可或缺的材料。

关于二战的战败、佔领与改革时期,正如约翰.道尔《拥抱战败》一书的书名所代表的,可以说不论对佔领与改革本身是持肯定或否定的态度,以往的研究基本上都认为佔领成功获取了被佔领国、包括其下层民众的支持。

持肯定态度的人,在基本支持佔领改革的内容与方向的同时指出了其不彻底的部分,认为改革应该更加彻底化。而持否定态度的人,则指出本应是有条件投降佔领改革,实际却是在彻底的审查制度和强制之下实现的,只有把这种改革复原才能谈及「战后」的结束。持否定态度的人与肯定态度的人,其认识是有共通之处的,那就是无条件投降带来的改革是成功的。本书则希望重新思考、审视这种对佔领与改革时期的叙述是否恰当。

各种各样的战后观

对「战后」的认识,最常谈到的说法是「实现了自由、平等与解除贫困」。佔领期驻日盟军总司令部(GHQ)的民间情报教育局(CIE)在日本全国各地所放映的电影,都是从这种视角出发的。也就是说我们连对贫困的这种定义方式都无条件接受了。

此外,佔领改革还改变了日本的一切。日本战前、战时没有任何值得肯定的东西。日本的战时体制与同盟国之间没有任何共通之处。日本的主要政党、领导人非常因循守旧、完全没有改革意识,这种看法不论过去与现在都存在。这些观点难道不是由GHQ 有战略地、或者不自觉地按照自己的标準创造出来的吗?现在我们需要的正是从史实中找出与上述看法不同的现实,并进行重构性的历史思考。

日本的战前、战时就没有自由、平等、富足吗?战后就没有不自由、不平等和贫困吗?战前、战时不是有一种「协同自治」[2]的观点吗?它既不同于市场全体主义[3]又不同于国家主义。在帝国主义、总动员体制、管理社会等各方面,战时的日本与同盟国之间不是存在着共同点吗?以及,关于体制和宪法的构想,佔领期的日本政府和领导人就真的没有自我变革的能力吗?

对战后的这种表述,是通过外部赋予的印象即GHQ 等各部分负责人的功绩故事形成的,又或是投射了当事人经验与愿望。但是基于体验、证言、记忆的战后认识及其方法,之前一直为我们提供了某种确切的观念。这些认识和方法在今天却让人感到是局部的、主观的、甚至有时是有些恣意的,这又是为甚幺呢?

这不是因为构成认识的体验、记忆等素材本身不具有客观性或是局部的,而是由于保证其客观性的社会整体结构正在发生变化(也就是战后体制的动摇),这种变化要求与其相适应的解读,但符合社会变化的、对体验与记忆的叙述却还并不存在。

从现状来说我们能看到的就是,把无条件投降当作成功故事的这种局部的、主观的、恣意的叙述。例如Carol N. Gluck 对「漫长的战后」的说明,就是从日本独特的认知状况来解释的,即别的国家已经进入了现代或近代后期的历史时期,在日本则不过处于近代的出发点。(《思考历史》)

但战后国际体系层面上最强有力的力量一直是战胜国体系。忽视了这一点,那对战后的看法必然是局部的、恣意的。为了更加通俗易懂地叙述战后,必须要有体系性、整体性的观点。也就是说,要将战后放在国际关係、政治、经济、法律、社会、地区等包含了这个体制所有领域的系统及其相互作用中去看待,去叙述。只有这样才能构成基于学术的新的表达。

对战后体制的超越及叙述

战后体制,在国际上是由波茨坦(即战胜国)体系、旧金山(即冷战)体系,政治上由五五年体制,经济上由以民用需要为中心的日本式经营体制,法律上由日本宪法体制等构成的(见下表)。

有别于无条件投降模式而来的成功故事可能吗?──日本近现代史《佔领与改革》

而我们现在所处的正是这个体制动摇、并即将向下一个体制转型的时期。下一个体制并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各种选择相互对抗和整合之后成型的,其成型需要系统化、整体性、长期性的政治活动。

如果我们假设在甚幺都不做、任由其发展的情况下将会过渡到part1的体制,而另一种可能、即有可能选择的体制是part2,那幺part1的体制就是在国际上以美国为中心的帝国得以发展,经济上新自由主义,法律上修改宪法,社会上市场全体主义。part2的体制则是,在国际上对近代国家主权相互限制,亚洲安全共同体,经济上形成非营利非政府的协同主义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混合经济制,社会上非政府非营利领域的社会性联合得以扩展等。

当我们考虑即将到来的体制时,不仅要考虑上述内容,转型过程同样重要。目前为止,不论是从1920年代的自由主义体制过渡到1940年代的翼赞体制[4]、总力战体制,还是1950年代从总力战体制到战后体制的转型,都是以战争这种军事形态来实现的。因此现有体制在未来转型、过渡时是採取军事的还是和平的形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此笔者还要强调的是,转型的形态与对它的叙述有着很深的关係。比如,苏联解体之后整个世界转型为帝国美国的一元化发展,正如约翰.道尔的《拥抱战败》所代表的,「无条件投降带来成功故事」的叙述达到了其巅峰,创造了在战胜方、战败方之间,甚至连战败方统治阶层,战败方的被统治阶层、下层民众们都与战胜方彻底拥抱的历史。(例如增补版.下,第100 页)

为了帝国在后冷战时期的发展,美国在全世界各地镇压内战与抵抗,而道尔的叙述可以说正是为其服务的理想形态,也是我们正在向part1那样的体制进行军事转型的极好的证明。

无条件投降模式

笔者将以下内容称为无条件投降模式:首先在开战过程中要求敌方放弃所有的或者基本的独立性、并威胁如不同意则只有开战;在战斗过程中採取破坏性的无差别轰炸、投放原子弹等彻底歼灭措施;在战争结束过程中不进行和谈,而是要求彻底投降;在佔领过程中全面改造被佔领方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

从无条件投降模式来看,有人觉得因为从结果来看被佔领具有使日本获得民主主义等正面价值的效果,所以是无所谓的,但笔者并不这幺看。原因是主体之间具有独立性的关係是民主主义的前提条件,不论是国家大小或强弱。否定了这种独立性,以民主为前提的政治则不可能成立。没有让日本真正为战争的结果引咎负责,包括并没有让天皇退位等,也是对主体独立性的一种否定。

彻底消除主体间关係的无条件投降模式所带来的成功故事,按照现在普及的国际性市民的观念来看,虽然总是让人感到不快、不舒服,但在美国的历史中却是一直存在并且被不断再生产的:与原住民的内战、南北战争都是这样,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漫长的战后并没有结束。

成功故事之外的叙述可能吗

不同于无条件投降模式带来成功故事的叙述可能吗?为了摸索这种叙述方式,我们可以思考以下问题:

如前所述,关于战后的叙述是局部的、主观的、恣意的,另一方面这种成功故事般的叙述又成了一种无知之幕,使我们看不到幕后的因素。这种叙述方式是我们正在向part1体制进行军事转型的表现。那幺可以说,我们现在需要与之不同的叙述方式,需要「学术」即「系统化的知识与方法」(《广辞苑》),需要「科学」也即「将人类经验进行公共的、客观的整理与传递的行为」(《平凡社 大百科事典》)。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完全抛开、不考虑政治。相反还需要系统化、整体性、长期性的政治。也就是说,后战后体制的内容和为实现它的战略会由于这种努力而浮现出来。正如同过去「资本主义大辩论」[5]的实质是战略性争论一样,因为对资本主义的看法,关乎能否将明治维新称为内战的「学术」评价。

要想实现具备上述意义与历史地位的学术式叙述,需要以下视点:使成功故事式的叙述相对化,一个是要考察所谓由于佔领而被「改革」的要素,它们的契机在战前、战时、临近战败之时是否已经存在。如果已经存在,那就有必要将其与总力战体制下战败后的变革与佔领所带来的变革明确区分开来。通过这样的考察,就可以来讨论在没有佔领的前提下民主化是否有可能。

最近二十年间总力战体制论[6]造就了日本近现代史研究中的範式转变,而上述的研究方法,又会为总力战体制论带来新的意义、历史地位和进展。总力战体制论,作为规定战后社会的理论,指出了战争时期而不是佔领政策的重要性,战时开始的结构上的连续性,改变了社会科学、历史学的研究方向,其历史地位是为叙述后战后体制进行了理论準备。如果再加上无条件投降模式的观点,那幺甚至可能为我们思考如下问题提供材料:即如何重建「消失」了的日美关係、创建亚洲的共同性、使被新自由主义解体的社会民主主义与社会联合获得重生。

本书的结构

本书对战后十年的叙述,将通过各章对战败与佔领分别带来的改革的区别──没有佔领也会进行的改革、佔领所带来的改革、既没有佔领又没有战败的前提下也会进行的改革──进行思考来实现。

第一章讨论佔领改革在政治上、社会上的前提条件:政治上四个政治潮流中的反东条联合取得了胜利,社会上总力战体制带来了社会变化,这些都是战后的出发点。

第二章论证非军事化、民主化是否都是由佔领强权带来的。

第三章涉及日本国宪法的成立过程和内容,思考它是由何种因素决定的、宪法体制是何时形成的。

第四章介绍及论述以往很少被提及的、日本的政治、社会领导人在佔领之前对「改革」的设想,如何进行合纵连横的史实情态。

第五章论及片山哲、芦田均两任内阁的政策,关于这两任内阁,以往的分析多以其与GHQ 民政局的关係为主,这里讨论的是从协同主义与自由主义相互对抗的构图中,来认识这两任内阁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和地位。

最后第六章讨论的是,包括讲和方式在内,统合了波茨坦体制、旧金山体制、日本国宪法体制、五五年体制、日本式经营体制的战后体制到底是甚幺,它又封印了哪些问题。通过这样的论述,本书想要为叙述战后提供一种线索,使其成为既非成功故事式的,又非对被封印的各种问题採取迴避态度的自我陶醉式的叙述。(雨宫昭一《表述战后—从成功故事与自我陶醉到「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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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原文为飞特族/自由职业者。

[2] 基于协同主义的自治。协同主义,即Corporatism,或译为社团主义、法团主义、合作主义、统合主义等,指源于欧洲政治的一种现象,各行业的行业协会或工会与政府保持密切的合作、协作关係,并通过此方式保证了社会对政治的参与和发言权。其经典定义可参考Philippe C. Schmitter, “Still the Century of Corporatism?”, The Review of Politics 36, no. 1, 1974,在日本的发展源流可参见上述这本书的注解11。但需指出的是1930年代日本语境下的「协同主义」是否等同于源自欧洲的自下而上的社团主义(社会导向的社团主义)还有很大争议,因其带有明显的由上而下(国家导向的社团主义)的特徵,译者保留了日文协同主义一词以示区别。

[3] 指1990年代到现在美国式的新自由主义的扩散、全球化的发展带来的并不是自由放任型的市场经济,而是带有全体主义特徵或更极端的说是以市场经济为名的全体主义制度。此词并非学术概念,而是自1990年代中后期日本为摆脱长期经济衰退进行结构改革逐步实施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的背景下,大众舆论中为反对、批判新自由主义而创造的组合词。

[4] 翼赞的本意是辅佐天皇,1940年成立的大政翼赞会为翼赞体制的核心组织,此体制下政府奉行「一国一政党(或组织)」的方针,是与纳粹德国等相仿的独裁专政体制。其体制是由近卫内阁提出的,因此又称「近卫新体制」。

[5] 指1920至1930年代马克主义经济学者中对资本主义在日本的发展过程的争论。主要分为劳农派和论座派,其中论座派的理论是日本共产党的建党基础,认为日本是天皇领导下的绝对主义制,首先需要进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然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又称革命的两阶段论。而劳农派则认为明治维新已经相当于民主主义革命,坚持可以一举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一段论。

[6] 本书所讨论的「总力战体制论」虽然在1980年代就已经出现,但当时美国、英国都已开始新自由主义改革,中曾根政府下日本也开始推行小政府、削减政府开支,对「总力战体制」的回顾也和当时对战后政治经济制度的反思密切相关。其论点基本上可以概括为肯定总力战体制下的社会民主主义改革,强调战后体制对其的继承,其论者在政治立场上是反对新自由主义的。